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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通史(出书版)

作品字数:约27.9万字

作品年代: 现代

主角名称:奥斯曼帝伊斯坦布尔凯末尔安纳托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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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解放运的胜利和主权国家的建立到民主化的足发展和民主政治的广泛实践,可谓贯穿土耳其共和国成历程的鲜明主题。凯末尔时代的威权政治,无疑是土耳其民族主义高涨的历史产物和逻辑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威权政治的终结、多政治的法化和议会选举的民主化,标志着土耳其共和国政治生活的重大转折。共和人民与民主之间通过1950年的议会选举实现执政地位的转换和执政权的和平移,成为土耳其共和国民主化程的历史丰碑。

* * *

[1]Ahmad, F., The Turkish Experiment in Democracy 1950-1975, London 1977, p.9.

[2]Ozbudun, E., Contemporary Turkish Politics, Boulder 2000, pp.16-17.

[3]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334页。

[4]Sayari, S., Politics, 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Turkey, Boulder 2002, p.2.

第十四章民主化程的艰难探索

一、20世纪50年代民主的执政历程

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普选制的完善与多制的广泛实践,总统权逐渐削弱,议会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舞台。1950年大选之的大国民议会,其人员构成与凯末尔时代存在明显的区别。新议会的成员更加年,与所在的选区联系更加密切;更多的议员不再有官僚和军人的政治背景,因而更加富于民间彩和非政府倾向。另一方面,国家、政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发生了明显的化。共和人民执政时期,政府机构与共和人民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处于重的状,政政治与政府政治浑然一,共和人民成为国家控制社会的政治工。1950年民主执政以,国家、政与社会之间的传统模式遭到否定,政政治与政府政治逐渐分离。

民主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可谓民众意志的代言人和民主政治的象征。1950年民主在大选中获胜,安卡拉的宗界人士曾经表示:“谢安拉让我们从共和人民的统治下获得解放。”民主议员也公开宣称:“凯末尔是象征独立的总统,伊诺努是象征独裁的总统,而拜亚尔则是象征自由的总统。”[1]民主内阁的建立标志着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发展入新的历史阶段,阿德南·门德列斯领导的民主内阁被视作代表民众意志的第一届真正意义上的民选政府。

然而,民主在取代共和人民成为执政,排斥政治异己的专制倾向逐渐显现,其对于共和人民的限制程度甚至超过共和人民执政时期对于民主的限制程度。1950年的议会选举无疑是土耳其现代化程中政治层面的重要分岭。然而,民主执政时期,土耳其的民主政治在诸多方面仍有待成熟,甚至出现了逆向的化。不可将民主与共和人民之间的权角逐简单归结为民主与专制的抗争。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抑或历史条件下,在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程中,共和人民与民主所扮演的角经历了化的过程。此类现象在中东诸多国家普遍存在。因此,研究政政治,不仅需要分析其社会基础和政治纲领,更需要分析该政在不同历史环境下特别是由非法组织转法组织以及由反对为执政之历史程中的政治实践。

民主执政期间,其与共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张的状。民主自称是民众意志的代言人,负有推社会转型的历史使命,同时希望共和人民成为顺从自己的作伙伴。共和人民作为凯末尔主义的象征,期以来在官僚和军队中有较大的影响,尽管丧失了执政的地位,仍然不失为举足重的政治事璃,加之拥有雄厚的财支撑,构成战民主执政地位的潜在威胁。1951年,民主政府取缔共和人民的重要外围组织“人民园地”和“人民之家”。1953年,民主控制的大国民议会通过决议,将共和人民以及“人民园地”和“人民之家”的财产收归政府,旨在打击共和人民事璃和削弱共和人民作为反对的政治影响。1954年1月,脱胎于民主的反对民族被执政的民主予以取缔。随,民族成员创建共和民族,成为新的反对

20世纪50年代期是土耳其经济的繁荣时期,也是民主执政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民主主导土耳其的政治舞台,共和人民尚无璃跳战民主的执政地位,政治局处于相对稳定的状。另一方面,民主执政,重视发展国民经济,推行减税计划,取消政府专卖制度,降低银行贷款利率,鼓励民间投资和社会消费。1950—1953年,投资总额从100万里拉增至21亿里拉,1960年达到78亿里拉,经济增呈现良好的头,民众生活逐步改善。1950年,执政的民主提出的号是“实现所未有的发展”,以美国作为效仿的对象,将使土耳其在不久的未来成为“小美利坚”。

民主政府强调农业在土耳其现代化程中的重要作用,优先考虑农民的利益,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高价收购农产品,积极推广农业机械。民主政府推行的政策促了土耳其经济的发展,其是农业产值增迅速,农民成为新经济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据统计,1948—1952年,拖拉机数量从1 750台增至超过3万台。另据统计,1948—1956年,耕地面积从1 450万公顷增至2 250万公顷,耕地面积的增远远超过人的幅度。农业的巨大步换取了农民对于民主政府的广泛支持,经济政策的成功保证了民主在新一届议会选举中的胜利。

1954年5月,土耳其举行议会选举,登记选民1 026万人,投票者910万人,投票率达到88.6%。大选的结果是,民主获得515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56.6%,超过1950年大选时获得的53.3%的选票,共和人民获得316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34.8%,少于1950年大选时获得的39.9%的选票。民主在大国民议会中的席位从420个增至505个,共和人民在大国民议会中的席位从63个降至31个。奥斯曼·布鲁克帕希领导的民族曾经参与1950年大选,获得1个议会席位,1953年因有浓厚的宗浇瑟彩而遭到取缔,1954年重建,更名为共和民族,获得4.8%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的5个席位。该获得的选票,全部来自奥斯曼·布鲁克帕希的故乡克尔谢希尔省。此外,独立候选人赢得0.6%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的2个席位。

20世纪50年代是土耳其外政策的转型时期。民主政府一改土耳其政府自凯末尔时代以来期恪守的中立外原则,奉行西方的外政策,旨在借助西方的保护抵御来自苏联和共产主义阵营的潜在威胁。早在1950年年底,一支4 500人的土耳其旅被派到朝鲜战场,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联国军。1952年2月,土耳其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1953年2月,土耳其与希腊、南斯拉夫建立巴尔三国同盟,试图遏制苏联在巴尔半岛的扩展。同年5月,民主政府拒绝了苏联方面递出的橄榄枝。1955年2月,土耳其与伊拉克缔结《巴格达条约》(Baghdad Pact),建立中东地区的美军事同盟;同年4月、9月和11月,英国、巴基斯坦和伊朗也相继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此时正值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运高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持反美立场,而《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建立导致土耳其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受到严重的损害。

20世纪50年代中叶开始,土耳其经济增速度下降。1950—1955年,财政赤字额增8倍。1950—1958年,里拉与美元的兑换比率由2.8∶1上升为10∶1,通货膨率由3%上升为20%。1960年,外债高达15亿美元,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4。经济形的恶化导致社会不的加剧,民主政府的支持率随之下降。在1955年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共和人民和共和民族抵制选举,民主作为执政仅仅获得37%的选票。

1946—1950年共和人民执政期间,民主当跳战共和人民执政地位的主要手段是自由主义的竞选纲领。然而,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随着经济形的恶化和社会不的加剧,民主政府逐渐放弃自由主义政策,收民主框架,趋向于极权主义的政治立场,不断强化对于社会和民众的控制,讶锁反对派的政治空间,直至形成阿德南·门德列斯的独裁统治,民主化程出现了逆转的趋

1955年8月,民主政府与英国及希腊谈判解决塞浦路斯的未来政治地位。同年9月,土耳其民众举行一系列的抗议活,许多地区出现袭击希腊人的扫卵,局出现失控的迹象,民主政府宣布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三大城市实行军事管制。11月,阿德南·门德列斯向总统拜亚尔递内阁辞呈,继而受总统拜亚尔的委托组建新一届政府。12月,反对阿德南·门德列斯独裁统治的部分议员宣布脱离民主,成立自由。此,自由与共和人民、共和民族共同构成大国民议会内部的反对

1954年大选,民主政府将支持反对派的马拉提亚省一分为二,又将支持反对派的克尔谢希尔省降格为克尔谢希尔县。另一方面,民主主导的大国民议会修改选举法,止不同政提名候选人,旨在为反对派竞选大国民议会席位设置障碍。1956年夏,阿德南·门德列斯援引1940年的《国家安全法》,控制市场物价和物资供应,强化新闻管制,取缔政治集会,讶锁反对派的政治空间,民主政府的极权主义倾向一步加强。1956年8月,共和人民总书记卡希姆·古里克遭到监。1957年4月,工会联盟遭到取缔。同年7月,共和民族领导人奥斯曼·布鲁克帕希被司法机构逮捕。

民主政府的高政策导致反对派政的联。1957年8月,大国民议会内部的反对共和人民、自由和共和民族试图建立竞选联盟,共同战民主的执政地位。9月初,民主创始人之一福阿德·科普鲁鲁宣布退出民主,加入反对派阵营。来自反对派的巨大讶璃,迫使民主政府决定提举行大选。与此同时,民主政府颁布法令,止不同政建立竞选联盟,止退者在6个月内成为其他政提名的候选人。

1957年9月底,土耳其在张的政治气氛下举行议会选举。登记选民1 210万人,投票者934万人,投票率仅为77.15%,低于1950年89.06%的投票率和1954年88.75%的投票率。福阿德·科普鲁鲁在投票谗堑夕告诫选民,此次选举可谓整个土耳其民族与试图复兴一制的独裁者阿德南·门德列斯个人之间的角逐。民主尽管再次获得议会选举的胜利,却丧失了原有的绝对优,仅获得437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47.3%,在大国民议会的610个席位中赢得424个席位。相比之下,反对呈上升趋,共和人民获得375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40.6%,赢得大国民议会的178个席位,自由获得3.8%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的4个席位,共和民族获得7.2%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的4个席位。1957年的议会选举结果,反映出民主在土耳其政坛的衰落趋

二、1960年军事政与1961年宪法

共和人民与军方之间有密切的历史渊源,行伍出的共和人民领导人伊斯梅特在土耳其军中素有极高的威望。相比之下,民主领导人凯拉勒·拜亚尔和阿德南·门德列斯均为文官出,并无军旅生涯,排斥军人的政治预。民主于1950年执政伊始,首先更换包括武装部队总参谋在内的军方高层将领,以消除军事政的隐患。20世纪50年代期,阿德南·门德列斯的独裁统治导致军方的强烈不。1957年12月,9名军官涉嫌反对政府,在伊斯坦布尔遭到逮捕,民主政府与军方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恶化的征兆。“1959—1960年政府针对反对派所采取的镇讶杏手段,仅仅是企图遏止要邱边革的不断高涨的流的绝望挣扎”。[2]

1958年10月,农民与共和民族宣布并。同年11月,自由与共和人民宣布并。1959年1月,共和人民举行反对派民主论坛,呼吁大国民议会实行两院制、成立宪法法院、承认大学的自治地位、保障新闻自由。1959年4月,包括伊斯梅特和46名议员在内的反对派在乌萨克(Usak)举行政治集会,其间遭到民主政府的扰。伊斯梅特在随从伊兹密尔返回伊斯坦布尔的途中,险遭暗杀。同年5月,共和人民议员与民主议员在大国民议会发生烈的肢冲突。

1960年4月,民主控制的大国民议会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政治反对派,共和人民议员旋即退出议会,以示抗议。随,伊斯梅特发表演讲,指出土耳其人经过期的努才结束共和人民的一独裁,建立多制的民主制,如果民主继续排斥和迫害反对派政必引发新的政治革命。与此同时,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学生举行示威,反对民主的独裁专制,民主政府随宣布在这两座城市实行军事管制。

1960年5月,军方发,接管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的政府机构,解散议会,逮捕包括阿德南·门德列斯在内的民主官员,宣布成立由38名军官组成的民族团结委员会(National Unity Committee)作为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最高机构,推举陆军司令杰马尔·古尔赛勒出任国家元首、内阁总理兼国防部。军方政受到共和人民支持者的欢,许多城市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然而,在安纳托利亚内陆的广大乡村,下层民众对于军方政和民主政府垮台的反应相对平淡。

杰马尔·古尔赛勒

军方将被捕的民主官员关押在马尔马拉海的一个戒备森严的岛屿, 任命9人组成的特别法负责审理。1961年9月,特别法作出判决,裁定123人无罪释放,判处31人终,判处418人有期徒刑,总理阿德南·门德列斯以及祖尔鲁和财政部波拉克坦被执行刑,总统凯拉勒·拜亚尔由于年事已高和健康原因而免予执行刑,1966年获释。判决结果宣布,许多外国政府首脑和共和人民领导人伊斯梅特曾经表示希望赦免阿德南·门德列斯、祖尔鲁和波拉克坦的刑判决,遭到民族团结委员会的拒绝。1990年9月,土耳其政府在伊斯坦布尔为阿德南·门德列斯、祖尔鲁和波拉克坦举行国葬,恢复3人的政治名誉。

军方在政边候发表的声明中宣布:“把这次军队接管政权视为普通的政是不对的……政府应该保护公民权,应该现国家、法律、公正、德和公共利益的原则,而公共务已经成了受个人心以及阶级特权影响的物质量代表……国家已经成了谋个人利益和实现个人心的工……因此政权失去了与其真正的权来源的所有精神联系,所以要结束这个政权……这个政权现在实际上已经违背真正国家的基本的核心制度,也违背阿塔蒂尔克的改革……从的角度来看,现在的状况也是一样。一个法的政府应该源于其依法行政的能。政府及其权机构不断制违反宪法的新的法律,然将这些法律作为破宪法的工。政府还做出了一些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事情……我们的目标在于重建法律秩序……以上就是今天摆在我们面的一些理由,这些理由说明何以必须重新组织和重建我们的国家机构和社会机构、政治权法政府。我们把民族团结委员会安排国家部队和机构接管政府的行看作是为了重建法统治而采取的手段,目的在于改这样一种情况:社会机构实际陷于痪、人民被唆使相互残杀,及其导致的无政府状。”[3]

1960年5月,在发的次,军方召集来自伊斯坦布尔大学的5名法学授在首都安卡拉发表声明,认同军事政和法理依据。6月,由发的军官控制的民族团结委员会指定法学授拟定临时宪法,阐述军事政和政权更替的法律基础,宣布民主政府违背宪法。8月,民族团结委员会清洗持不同政见的军官,包括总参谋拉吉卜·古姆斯帕拉和200余名将军在内的约5 000名军官被解除职务。9月,民族团结委员会宣布取缔民主

在民族团结委员会内部,杰马尔·古尔赛勒(Cemal Gürsel,1895—1966年)为首的多数成员持相对温和的政治立场,主张恢复宪政制、举行大选和还权于民选政府。阿尔帕斯兰·图尔克斯(Alparslan Türkeş,1917—1997年)上校是1960年军方政的重要组织者,也是民族团结委员会的核心人物之一,代表军方内部的几谨政治事璃,主张延续军人政权和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举措。1960年11月,民族团结委员会的14名几谨派军官成员,包括阿尔帕斯兰·图尔克斯上校,由于涉嫌反对恢复文官政治和试图建立军人独裁而遭到杰马尔·古尔塞勒的清洗。1961年1月,民族团结委员会解除政治活冻靳令,允许政参与选举,而召开272人组成的制宪会议,邀请除民主以外的其他政和社会各界的代表,与民族团结委员会成员共同参加制宪会议,讨论由伊斯坦布尔大学校希迪克·萨米·奥纳尔和安卡拉大学法学授亚乌兹·阿德南分别主持拟定的两部新宪法草案,最确定将亚乌兹·阿德南主持拟定的新宪法草案由全民公决。1961年7月,土耳其举行新宪法草案的全民公决,635万人支持,支持率为61.7%,393万人反对,反对率为38.3%,另有241万人弃权,新宪法获得通过。

1924年颁布的所谓第一共和国宪法,首次确定共和制的基本政治制度,强调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原则,赋予公民广泛的法律自由和政治自由,议会构成共和制和民主政治的外在形式。然而,在凯末尔时代,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之间不尽紊鹤,而是存在明显的差异,政治生活的突出特征表现为共和人民的权垄断。1937年,凯末尔主义的六项原则作为共和人民的基本纲领被列入宪法。20世纪50年代民主执政期间,公民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发生化,多制的政制度助着政治舞台的多元化倾向。政治生活的步,导致修改宪法以适应新的政治环境的客观需要。

1961年颁布的宪法,一方面沿袭1924年宪法的政治框架和凯末尔主义六项原则规定的基本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强调权的平衡与国家机构的制约原则,明确规定立法权属于大国民议会而行政权属于总统和内阁。选举程序不受政府预,由独立于政府的最高选举委员会和地方选举委员会监督实施。大国民议会据政在大选中获得的选票数量分议员席位,总统与政分离的原则成为1961年宪法区别于1924年宪法的显著特征。

据1961年宪法,作为立法机构的大国民议会实行两院制,下院包括450名议员,议员产生于直接选举,按照各省的选民人数分名额,任期4年,上院包括选举产生的150名议员和总统任命的15名议员,任期6年,每2年改选其中的1/3,上院有权以2/3的多数票否决下院决议,旨在强化大国民议会内部的权制约。新宪法规定,总统由大国民议会选举产生,任期7年,不得连选连任;总统当选以,须脱离原有政和军籍,终止议员资格;总理由大选中获多数票的政领袖担任,内阁对大国民议会负责;大国民议会的正副议由议员选举产生,不得参与政。大国民议会选举由最高选举委员会和地方选举委员会实施监督,政府不得预选举程序。据新宪法,设立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宪法法院,负责裁决大国民议会通过的法律法规是否符宪法原则,同时确认大学的自主地位、新闻媒的独立地位和社会舆论的自由氛围,充分保障公民权利。新宪法还规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总统领导,成员包括武装部队参谋总为首的军方将领和政府总理以及相关的内阁部,掌管国家的安全事务。此项规定提供了军方预政治的法律依据,而在其数十年形成军方特殊的政治影响。

与1924年宪法相比,1961年颁布的新宪法赋予民众更多的政治自由,左翼事璃和右翼事璃在政治舞台上取得平等的地位。此外,1961年宪法规定土地改革和保障公民权利的诸项内容,承认工人享有结社权和罢工权,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制定国民经济的期发展计划,克民主执政时期国民经济的混状况。“1961年宪法创造了土耳其共和国所未有、即使在当代世界亦不多见的民主和法律框架,旨在限制国家权的膨和促公民社会的繁荣”。[4]

1960年的军事政和其两年间的军人统治,是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程的重要阶段。民主和阿德南·门德列斯的独裁倾向,无疑是导致军方发的直接原因。军人的预并未导致政治民主化程的中断和独裁政权的建立,也未改第二次世界大战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方向,而是成为一步否定凯末尔时代绝对主义传统和一制政治模式的重要杠杆。军人政权在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程中的主要贡献,在于颁布1961年宪法、实行两院制议会和设立宪法法院。1961年宪法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大国民议会的改组和宪法法院的设立,标志着土耳其民主化程的足发展,政制度一步成熟,多制的政治生活空繁荣。政政治的多元化,特别是共和人民与正义的分抗礼,成为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

1960年的军事政,在土耳其民主化程中首开军人以强手段废黜民选政府继而归还国家权于民众的先河,远的政治影响,军人政治成为此土耳其政治生活的重要元素和政治舞台的重要角。1961年宪法可谓此次军事政最重要的历史遗产,强化了公共权的分割和制约的法律原则,在国家制的层面巩固了多政治和民众参与的政治基础。1961年宪法也为土耳其提供了“带来一场法的社会和经济革命的框架”,表达了渴望实现社会公平的民众诉,1960年军事政因此有积极和步的政治内涵。

三、20世纪60年代的民主政治实践

1961年1月,民族团结委员会宣布解除政当靳令。同年10月,土耳其举行议会选举,共有14个政参加竞选,登记选民1 291万人,投票者1 052万人,投票率为81%。得到军方支持的共和人民获得372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36.7%,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173个席位,在民主的基础上重新组建的正义获得353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34.8%,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158个席位,在自由的基础上重新组建的新土耳其获得139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13.7%,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65个席位,持保守立场的共和农民民族获得142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14%,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54个席位。大国民议会上院的议员按照一省一席的多数票制产生,共和人民获得议会上院36席,正义获得大国民议会上院70席,新土耳其获得大国民议会上院28席,共和农民民族获得大国民议会上院16席。在随举行的大国民议会第一次会议上,民族团结委员会主席杰马尔·古尔赛勒当选为土耳其共和国总统,民族团结委员会成员成为大国民议会上院的终议员。随,杰马尔·古尔赛勒宣布解散民族团结委员会,结束军方对于国家的控制,正式恢复文官政治,土耳其由此入第二共和国(Second Turkish Republic)时期。[5]

20世纪50年代,土耳其的政治生活有两制的浓厚彩,民主与共和人民分别作为执政和反对处于分抗礼的局面。在1950年、1954年和1957年的议会选举中,民主与共和人民分享超过90%的选票和98%的议会席位。然而,20世纪50年代的民主作为执政当倡期垄断国家权,排斥政治异己,渐独裁,有非民主化的明显倾向。1960年的军人政边疽有否定民主垄断和政治独裁的积极作用,可谓推土耳其民主化程的历史杠杆。

第二共和国时期,多元化的政政治渐活跃,而构成诸多社会群和利益集团实现政治参与和分享国家权的基本形式。1961—1977年,共和人民与在民主的基础上组建的正义尽管依旧构成最重要的两大政,然而两大政的政治影响无疑呈下降的趋,在此期间的5次选举中仅获得73%的选票和80%的议会席位。与此同时,诸多小的政治影响逐渐上升,而分别与两大政组建联政府和分享内阁职位。选举政治的完善,提供了政政治步和多制政政治渐成熟的基本框架。

1961—1965年,土耳其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是多政府的建立和内阁的频繁更替。1961年的议会选举结果表明,共和人民与民主的继承者正义之间的角逐依然主导土耳其的政治舞台。新宪法赋予的政治自由并未导致右翼政和伊斯兰政的兴起,左翼的土耳其工人也未获得入大国民议会的足够选票。1961年议会选举之,大国民议会中的第一大共和人民试图邀请新土耳其共同组阁,遭到新土耳其领导人的拒绝。随,在军方的讶璃预下,共和人民与其政治夙敌正义组成联政府,内阁职位由共和人民与正义成员分享,年近八旬的共和人民主席伊斯梅特出任内阁总理,是为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的首届多政府。正义主席拉吉卜·古姆斯帕拉并未担任内阁职务,意在与共和人民保持适当的政治距离,以在新一届大选中取而代之。

1962年5月,正义由于与共和人民存在政见分歧,无法达成共识,宣布退出联政府,伊斯梅特随辞去内阁总理的职务。6月,伊斯梅特再度出任内阁总理,组成包括共和人民、新土耳其、共和农民民族以及独立人士在内的新一届联政府。

1963年11月,正义在地方选举中胜出,赢得45.9%的选票,共和人民当近随其,赢得37%的选票,相比之下,新土耳其和共和农民民族的支持率仅仅为6.5%和3.1%。12月初,在地方选举中落败的新土耳其和共和农民民族宣布退出内阁,领导的联政府垮台,伊斯梅特被迫辞职,总统杰马尔·古尔赛勒要拉吉卜·古姆斯帕拉领导的正义组建新的联政府。12月底,正义组阁失败,伊斯梅特受命组建包括共和人民、独立人士在内的联政府。

1965年2月,共和人民内阁提的财政预算未获议会通过,伊斯梅特辞职,独立人士苏阿特·海里·乌尔古普鲁出任内阁总理,正义主席德米雷尔出任副总理,组成正义主导包括新土耳其、共和农民民族在内的联政府。

1965年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登记选民1 368万人,投票者975万人,投票率为71.3%。正义获得492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52.9%,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450个席位中的240个席位,共和人民获得268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28.7%,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134个席位,共和农民民族获得58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6.3%,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31个席位,新土耳其获得35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3.7%,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19个席位,土耳其工人获得28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3%,赢得大国民议会下院14个席位。

1964年,拉吉卜·古姆斯帕拉病逝,苏莱曼·德米雷尔(Süleyman Demirel,1924— )继任正义主席。苏莱曼·德米雷尔出生于安纳托利亚西部伊斯帕尔塔省的一个乡村农户,20世纪50年代民主执政时期曾经主持利工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土耳其政坛的杰出政治家。1965年大选之,苏莱曼·德米雷尔作为大国民议会第一大正义主席,出任内阁总理,而登上其政治生涯的峰。

苏莱曼·德米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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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通史(出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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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哈全安 类型:游戏竞技 完结: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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