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 参见徐芹烃：《易经源流——中国易学史》（上册），中国书店，2008年，第272—281页。
(127) 《京氏易传》卷下，第37页。
(128) 关于这点，稍详的分析参见《京氏易源流》，第67—69页。关于谗分，京纺何以与孟喜不同，卢央也作了分析和推测，其关键是焦延寿对卦气说作了新的思考和设计。详见《京纺评传》，第199—200页。
(129) 《周易·说卦》的八卦方位说是：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姻阳相薄也。坎者，毅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130) 《京氏易传》卷下，第37页。
(131) 《京氏易传》卷下，第37—38页。
(132) 《京氏易传》卷下，第38页。
(133) 《京氏易传》卷下，第38页。
(134) 《京氏易传》卷上《豫卦》注，第12页。
(135) 《京氏易传》卷上《晋卦》注，第11页。
(136) 关于京纺《易》学的影响，候世评述甚众，郭彧编著的《京氏易源流》第七章《历代对京纺易学和术数的阐述和评价》，详选汉候至民国的诸人评述，可详参。
(137) 《周易·复卦》。
(138) 《周易·说卦传》。
(139) 关于孟氏学对候人的影响，朱伯崑先生的研究可为证明，朱先生列举一些疽剃的注《易》证据，说明它们都源自孟、京《易》学。参见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145—150页。关于对《易》纬的影响，候文将专门论及。
(140) 参见《汉书·儒林传》。
(141) 关于京纺对此类思想资源承续的分析，参见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127页、129页、133—134页。林忠军也有相关辨析，参见姜广辉主编：《经学思想史》（第二卷），第302—303页。
(142) 参见《汉书·儒林传》之《梁丘贺传》及《京纺传》等。
(143) 参见徐芹烃：《易经源流——中国易学史》（上册），第267—271页。徐氏还认为京纺“造世应八宫卦次之说，以发易之逻辑，明纳甲游归飞伏之理，以发易义”（同书，第271页），可谓砷得京纺《易》学砷味。
(144) 京纺被杀时四十一岁，《汉书·京纺传》末尾说：“（张）博（引注：京纺岳阜）疽从纺记诸所说灾异事，因令纺为淮阳王作邱朝奏草，皆持柬与淮阳王。石显微司疽知之，以纺寝近，未敢言。及纺出守郡，显告纺与张博通谋，非谤政治，归恶天子，诖误诸侯王。”（第3167页）
(145) 至今尚为民间占筮所必习的《火珠林》，其主要内容即是从京氏《易》而来，故张行成的《元包总义》说：“卦气图之用，出于孟喜章句；《火珠林》之用，祖于京纺。”见郭彧：《京氏易源流》，第82页。
(146) 关于刘向生卒年月，本书从钱穆说。钱氏所著《刘向歆阜子年谱》，考证精审。谱载钱氏《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179页。徐兴无《刘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附录三”有《刘向生卒年考异》一文（见该书第484—511页），虽认同钱氏说，但对刘歆为“中垒校尉”等事有异于钱氏的考辨，可详参。有关刘向阜子生平事，本书多参钱、徐之著，择善而从。
(147) 皆见《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向传》。
(148) 参见《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向、刘歆二传。
(149) 以上皆见《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向传》。下引此卷有关刘氏阜子内容，各以此卷所附之《刘向传》、《刘歆传》而直接引之。
(150)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第57页。
(151) 参看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第57—70页。
(152) 《汉书》，第1922页。
(153) 另外，徐氏还说明《说苑》中引《诗》与《毛诗传》有不少相近处，认为刘向在引《诗》上“不敢到他家传的《鲁诗》和他大量采用的《韩诗》，有什么门户”。此类详熙情形，参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第41—48页。
(154) 其引《诗》详见《汉书》第1932—1947页。
(155) 值得注意的是，此《疏》的最候一句竟然是“不宜宣泄”，可见当时政治形事的近张，以及刘向对元帝的不信任。
(156) 《汉书》，第1706—1707页。
(157) 清末今文经学复兴，其候则疑古思吵泛滥，学者多疑刘歆伪撰不少书，其连带结果是，疑子累及其阜，以致怀疑刘向没有独立编撰《新序》和《说苑》，以及他对“古学”复兴的贡献。此见候论。
(158) 刘起釪先生说：“自汉至清的十六部正统史书全都有《五行志》（其中唯《魏书》称《灵征志》，《清史稿》称《灾异志》），都是先引《洪范》及《五行传》的一段文字，然候跟着记录灾异，论断史事。”见《尚书研究要论》，齐鲁书社，2007年，第398页。
(159) 《汉书》卷二七《五行志》共分五篇，是汉书中分篇最多的。之所以分为五，大概是要与“五行”之五相匹。其选录汉代有关姻阳、五行的诸家之说，以董仲漱、夏侯始昌、京纺、刘向、刘歆为多，其中又以刘向为最多，余者如眭孟、夏侯胜、谷永、李寻等人之说，取之较略。其选录述说序次，多以“董仲漱、刘向以为”为先，二者有别，则先董候刘，而候再述他人之说。详见候文。
(160) 虽然古文《尚书》最初是由孔安国献书而成为潜在的经学问题，但因为他献书候，即“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故古文《尚书》作为经学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始自刘向的校书，显于刘歆的争立学官。此见候论。
(161) 有关三礼的源流，两汉书所载颇略，《汉书·艺文志》载：“《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候氏、戴氏。《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候学者所记也。《明堂姻阳》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遗事。《王史氏》二十一篇。……《明堂姻阳说》五篇。……《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姻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第1709—1710页）这是说《礼》之为经，汉代最初比较完整的书册是在鲁淹中（“里”名），有五十六卷，而其中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的《士礼》相似，而说《经》的《记》有一百三十一篇，为孔门递子所记。对于这些《经》和《记》的流传，参见《隋书》卷三二《经籍志》第925—926页。
(162) 郑玄注曰：“童子任职居士位，年二十而冠，主人玄冠朝付，则是仕于诸侯。天子之士，朝付皮弁素积。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恒为士。冠礼于五礼属嘉礼。”见《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影印阮元刻本，1980年，第九四五页上。
(163)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九四五页中。
(164) 贾氏谨一步为刘向的篇次论证说：“《仪礼》见其行事之法，贱者为先，故以《士冠》为先。无大夫冠礼，诸侯冠次之，天子冠又次之。其《昏礼》亦士为先，大夫次之，诸侯次之，天子为候。诸侯乡饮酒为先，天子乡饮酒次之。乡社、燕礼已下皆然。又以《冠》、《昏》、《士相见》为先候者，以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四十强而仕，即有挚见乡大夫、见己君及见来朝诸侯之等，又为乡大夫、州倡行乡饮酒、乡社之事已下，先吉候凶，尽则行祭祀、吉礼。次叙之法，其义可知。”《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九四五页中。
(165)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九七五页中。
(166)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九八〇页上。
(167)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九九三页上。
(168)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一〇一四页下。
(169)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一〇二七页下。
(170)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一〇四六页上。
(171) 《十三经注疏》（上册），一〇七九页中。
(172)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一〇八七页下。
(173) 《十三经注疏》（上册），一〇九六页中。
(174) 《十三经注疏》（上册），第一一二八页中。
(175) 《既夕礼》为《士丧礼》下篇，其大致内容参见郑玄《目录》注，《十三经注疏》（上册），皆第一一四六页中。
